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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92章 京营（第1页）

大明的京营诞生明成祖朱棣的永乐时代，其中的主要力量为三大营——神机营、五军营、三千营。京营里三大营起初的配置为：五军营主练营阵，是军队的主要战斗力。神机营主练火器，是部队的主要火力输出点。三千营主练骑兵，主要负责出征时期的侦察以及突袭任务。三大营不是简单的三个营，更贴切的说法应该是三个兵种。三大营的实际人数是按照“卫”来编制，一共有七十二个卫，约四十万之众。而京营除了三大营的部队外，每年还有从外地调往北京的军队，也称作“班军”，作为京营的辅助力量和补充。京营最初的定位是野战军，而非城防，因此在创建之初，京营经常对外作战，比如永乐帝六次北伐蒙古以及进兵甘肃青海，都是以京营作为战争主力。在大明前期，京营一直是大明最精锐的武装力量，也是大明对外保持武力威慑的根本。直到在大明战神朱祁镇的领导下，京营迎来了它的转折点——土木堡之变。土木堡之战后，京营遭到了毁灭性打击，由于以英国公张辅为代表的大明勋贵集团，在此战中伤亡殆尽。从此大明世家勋贵执掌京营的格局被改变，兵部文官和宦官开始作为军事主官掌管京营。此后的京营被改革为了“团营制度”，也就是精锐集中起来由将领率领。虽然后来几经更迭最终恢复三大营制度，但是却为后来京营的变革埋下了伏笔。到了明朝中期，由于大明内外的局势日渐平缓，所以大明内外的战争也逐渐减少，再加之募兵制的兴起（明朝前期是军户制）。使得京营中的军户（职业军人）越来越少，军户的地也就自然而然的被地方“租借”过去了。和平时期是最容易滋生腐败的时期，在进入了和平时期，并被纳入文官体系之下的京营自然也难免贪腐严重。为了解决京营战斗下降，以及贪腐问题。大明朝廷也曾多次对京营进行改革，最终在经历过多次的改革与博弈之后，京营的指挥权被转移到了三方势力的手中——勋贵武臣、提督宦官、协理文官。虽然京营的控制权被一分为三，但是三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——贪腐。其中武官作为军队的直接统帅，经常找理由克扣或是虚报各种名目的军费军饷。像吃空饷（军饷会按照规定发放，但是实际却没有这个人，军饷落入将领私囊。）这样的操作只能算是最基本的。更有甚者，如大明的开国名将，武定侯郭英之后郭勋，竟然将骑兵战马的草场租借出去以获利润，使得京营部队的战马没有草料，又只能高价购买。除了将领吃空饷外，实际在营的士兵，也时常领不到军饷，甚至连饭都吃不饱，到了崇祯帝的时期，京营的士兵素质极为低下，且往往面有菜色（营养不良），连甲胄都穿戴不上。此外，各方势力对京营“占役”（指：逾制占用公务人员当差）的情况也很严重。京营身处京师，多的是各种各样的京师权贵，所以经常被这些权贵“邀请”前往帮助营造府邸。原本军队有时协助工程，是明军一项非常好的传统，甚至在后世，也经常使用。但是军队协助工程，应当是为国家而非私人。到了明末，这种私人占役现象十分普遍，有的士兵甚至终年没曾参与操练，而是摇身一变，成了专业的能工巧匠，整天帮人盖房子去了。若是朱棣在九泉之下，得知自己昔日横扫越南塞北的三大营，最后居然转行到了土木系，真不知道朱棣会作何感想。……京营各种的贪腐到了崇祯帝手中的时候，已经是积重难返了，其战力别说是像在永乐时期担任野战主力军那样，就是担任地方部队守备城防都不太行。虽然崇祯帝多次改革京营，如他曾命东林党人李邦华任兵部右侍郎，主持对京营整顿的任务。当时李邦华视察京营状况，发现所谓的十万大军，实际仅存一万多（“堪战不及十分之一”），而且战斗素养极差（“全无号令，不谙步伐”）。明军所倚重的火器也根本不熟练（“点放不齐，仰天虚发”），军中更是莫名的消失了许多战马（“不可问”）。京营中的装备大量的被士兵私自贩卖、部队的军费积蓄也损失殆尽……面对京营的严峻现状，李邦华提出了，“补军伍，精练拔，清占役，节马差，省马军，练神器，习飞石”的改革方针，立志要一改本朝之积弊、还天子一可战之军。最终在李邦华躬亲力行的情况下，京营结果大为改观，使得京营的战斗力在短期内提升了不少。但京营的改革触动了利益集团，以至于他们联合起来弹劾李邦华（“诸失利者衔次骨，而怨谤纷然”）。最终在崇祯二年清军入寇畿辅的战争后，利益集团找到机会上书弹劾时任兵部尚书的李邦华，并成功的将李邦华被赶下职位，从此之后，京营的改革就陷入了停滞，京营的战斗力又变成了那副改革前的样子。（李邦华在卸任后继续致力于改革地方军务，还曾建议崇祯帝将太子送往南京，但崇祯帝都没有理会，最终在李自成攻破北京时李邦华自杀殉国。）孙传庭跟着张世泽走在京营里，看着眼前这些像流氓地痞多过像士兵的京营“精锐”，孙传庭难以置信的对着张世泽问道，“国公，这就是我大明的京营？”张世泽也被问得有点不好意思，显然他也知道自己手下是些什么货色，于是他苦笑着回答道，“传庭，我实话与你讲，这部分士兵在京营里确实算精锐了。虽然他们的军纪确实不太好，但是他们至少不是面带菜色，只要经过一番训练，想必还是可堪大用的。”：（）魂穿大明，我从西南打到东北